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調查報告(2)

　　在交通肇事案件受理后，法院應當通知被害人或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告知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權利，而有些被害方已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并將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列為民事被告，民事審判庭通常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則，中止民事案件的審理，待刑事案件審結后再恢復審理。這樣一來，一方面造成民事案件的拖延，另一方面由于民事賠償沒有落實，刑事案件中對被告人的量刑勢必受到影響。

　　應當說，“先刑后民”雖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但作為司法慣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者承擔事故責任的大小，是定罪的要件之一，同時也是人身損害賠償民事案件中重要的事實依據，如果刑民不分先后，同時審理，一旦出現對責任大小認定不一的現象，就會嚴重影響判決的嚴肅性、公正性。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統一對關鍵事實的認識，同時，考慮到刑事案件的性質、后果，我們認為民事案件先行中止是必要的。

　　對于量刑所受到的影響，我們認為，雖然民事案件中止審理，但并不妨礙訴訟保全等措施的進行，也可以通過提存的方式，由被告人、其他賠償義務人先將賠償款繳存于法院，待判決確定賠償份額后再由被害方領回，這樣，被害方的權益能夠得到充分的保障，對被告人從輕處罰亦不存在障礙。如本院審理的李子斌交通肇事案、駱祥龍交通肇事案中，民事賠償即通過上述方式解決，被告人依法被從輕處罰并宣告緩刑，被害方亦順利獲得了賠償。

　　7、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問題

　　精神損害賠償已經被明確排除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之外，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對于造成死亡、殘疾等嚴重后果的侵權行為，受害人或者死者的近親屬有權要求加害人給予精神損害賠償。因此，被害方如果放棄附帶民事訴訟而選擇提起民事訴訟的，即有可能獲得精神損害賠償金。這就造成雖然侵權事實相同，但救濟途徑不同，獲得的賠償額可能差距甚遠。

　　我們認為，刑、民之間就精神損害賠償問題的立法矛盾客觀存在。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不支持精神損害賠償，有諸多的立法原因，目前仍不失其合理性，因此，在交通肇事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仍應遵循這一原則。但從保護當事人權益的角度出發，應當賦于受害方知情權，告知其相關的法律規定，由其自主選擇救濟的途徑。

　　8、關于賠償標準問題

　　交通肇事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死亡賠償金等賠償項目的標準因被害人系城鎮人口或農村居民而不同。這種差別是目前城市和農村在收入、支出方面客觀存在的差距所致，是正常的差別。實踐中發現，有些被害人雖為農村戶口，但進城務工、經商多年，如果按照農村居民的標準賠償，與其實際收支不相符。對此我們認為，戶籍只是判斷某人為城鎮居民或農村居民的標準之一，而不是絕對的根據，對受害人按照何種標準賠償，應當根據其經常居住地、主要勞務及薪酬取得地、生活消費地，并結合戶籍所在地綜合分析，以做出公平合理的判斷。

　　9、關于調解結案的方式問題

　　交通肇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調解達成協議并履行后，我們通常采取由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申請撤訴，本院口頭裁定準予撤訴的方式結束附帶民事部分的審理。這種方式簡便有效，但也有觀點認為向原告人一方口頭裁定不妥，剝奪了被告人上訴的權利，應當制作裁定書送達雙方當事人。如果采用制作調解書的方式，操作起來較為復雜，而且部分當事人對調解書心存顧慮，認為調解后對方撤訴才是最終的了斷，因而要求以撤訴的方式解決。究竟以何種方式處理最為妥當，還需要進一步地明確。

　　三、基本經驗和做法

　　(一)簡化審理，提高效率

　　我院90%以上的交通肇事案件適用簡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簡化審，大大縮短了審限，提高了效率，緩解了人員少、案件多、壓力大的矛盾。交通肇事案件一般情況下事實比較清楚，爭議不大，我們牢牢把握被告人對指控的基本事實無異議這一要件，大膽推行簡化審理方式，并嚴格按照程序操作。在送達起訴書副本時詢問被告人對指控內容的意見，告知其相關的法律規定，征得被告人、辯護人及公訴機關同意后，制作《適用簡易程序決定書》或《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理決定書》送達各方。在開庭審理時進一步核實被告人是否自愿認罪和同意適用該程序審理，是否知悉認罪可能導致的法律后果。在庭審方式和判決書制作的簡化上，我們認為不能因為被告人認罪就忽視其辯解意見，對自首、逃逸等有爭議的量刑情節，一方面引導控辯雙方展開辯論，另一方面在判決書中充分地說理，做到繁簡得當，重點突出，在提高效率的同時，確保判決的嚴肅、公正。

　　(二)注重調解，案結事了

　　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失的嚴重后果不僅給被害人及其親屬帶來無法彌補的傷痛，也讓肇事者追悔莫及。我們認為，審理此類過失犯罪，應當最大限度地縮小危害后果，而不是擴大“兩敗俱傷”的局面。如果簡單地以判決結案，不僅不利于化解矛盾，而且可能造成賠償款無法落實。因此，我們積極促成民事賠償部分的調解，以求案結事了，以審判促和諧。

　　在調解的過程中，我們注重方法的靈活運用和角色的準確定位，避免造成“以錢贖刑”或有失法官中立形象的負面影響。首先，明確告知當事人調解在雙方自愿的基礎上進行，調解不成的后果由雙方承擔。法官在不干預協商內容的前提下，引導當事人以正確的心態投入調解，動員被告人及其親屬積極賠償被害人，以實際行動彌補過失，爭取酌情從輕處罰的機會;同時，給予被害方充分的理解，并建議其在合法合理的范圍內提出要求，使雙方的意見趨于一致。幾年來，我院受理的交通肇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幾乎全部以調解結案，使受害方的權益得到了切實有效的保障。

　　(三)寬嚴相濟，懲教結合

　　我們認為，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肇事者的主觀惡性較小，如果積極賠償被害人的損失，說明其具有悔罪表現，在經濟上也受到了一定的懲罰，可以從輕處罰，對于符合緩刑條件的，應當宣告緩刑。避免因不必要的羈押給被告人及其家庭帶來不利的影響，以及犯罪人再社會化的障礙和對司法資源的耗費。在對緩刑的把握上，我們一般要求被告人認罪悔罪，且對被害人充分賠償，已取得對方諒解。從上述統計數據上可以看出，絕大多數交通肇事案件的被告人被適用緩刑，并一審結案，取得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在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的同時，我們注意“當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對于肇事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的被告人依法予以嚴懲。如馮廣山肇事案，被告人在肇事傷人后駕車逃逸，在市區主干道上連續肇事，造成一死一傷，兩車受損的重大交通事故，且長期潛逃在外。結合其主觀惡性、行為后果、罪后表現、對被害人賠償情況等因素，本院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六年，判決已生效。

　　四、工作建議

　　(一)規范自由裁量權，統一量刑尺度

　　量刑的失輕失重，以及各地區法院就同一類刑犯罪量刑不均的現象頗為嚴重，交通肇事案件也不例外。針對實踐中普遍存在的重定罪、輕量刑的習慣做法，我們認為建立相應的量刑考核機制，重點解決量刑的失輕失重問題。判決書應當就量刑輕重的依據作出詳細的說明，并逐步實現判決書向社會公開，約束法官的自由裁量行為。對于量刑失衡的問題，我們認為應當充分發揮二審法院的監督職能，同時，創設判例指導制度，以統一量刑尺度。

　　(二)落實緩刑的考察機制

　　《刑法》規定，緩刑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配合。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日常工作、生活、起居、出行等方面受到嚴格的限制，但現實中考察形同虛設，犯罪分子往往放任自流，不受任何約束和影響，以致于緩刑在當事人心目中成了“無罪釋放”的代名詞，使刑罰的威嚴掃地。我們認為，行刑的不嚴謹使得量刑適當失去意義，緩刑一旦被扭曲了本來的位置，必然帶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因此，落實緩刑的考察機制是當務之急。

　　(三)規定賠償方式的多樣化

　　司法實踐中，有些交通肇事案件的被告人真誠悔罪，愿意賠償受害人的損失，但受經濟能力所限，往往是有心無力，與受害人的要求相去甚遠，不能夠達成協議。而是否充分賠償被害人、取得對方的諒解，是法院考慮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的重要參考依據，對于這樣的被告人，從平衡雙方利益、照顧社會影響的角度出發，往往不得不適用監禁刑。我們認為，經濟賠償固然是最簡單有效的辦法，但也應該因案因人而宜，是否可以借鑒國外“社區服務”的做法，允許以勞務等方式代替經濟賠償。當然，這一做法需要相關配套機制加以保障。

　　(四)生效判決書應當送達交警部門、車輛管理部門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對于構成交通肇事罪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交通事故后逃逸的，吊銷機動車駕駛證并終生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肇事者是否構成犯罪和具有逃逸情節，需由法院判決確認，如果判決結果沒有反饋相關部門，則上述規定無從落實。因此，應當規定生效判決書送達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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