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不高興

　　忍字心頭一把刀。最近，我的心里就有這樣一把刀，隱隱地不痛快。

　　出差歸來，搭乘機場巴士。巴士從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開過來，司機以“門壞了，打不開”為由，拒絕了我把行李放進行李箱的請求，無奈之下我只能忍著腰疼把行李搬上車。終點到了，我無意中發現，司機在駕駛位上按下按鈕，行李箱的門竟毫無障礙地自動打開了，人們取走行李，大巴揚長而去。

　　事后思量，我當時就該撥打投訴電話。或者，機動車不能“帶病”上路，在機場時我就應該堅持要求把行李放進行李箱，接下來可能發生的情景不外是：司機妥協了，打開行李箱;司機不妥協，我也不讓步，車上的乘客著急了。我相信，較真的行為會告訴司機及旁觀者：有人盯著呢，做人要誠實。可當時我又如何斷定司機在說謊呢?

　　日常生活里，碰到大奸大惡之人的機會不多，遇見的通常是那位司機這樣的人。而看不見最終結果的小惡小壞，往往會釀出惡果。20世紀60年代，一場對一個納粹軍官的審判，讓一位政治思想家提出了“平庸之惡”的概念。誰該對600萬猶太人的生命負責?不僅僅是希特勒，還有每一個未曾制止或參與了納粹暴行的普通德國人，也許他僅僅只看著別人或只是執行了驅趕猶太人的命令，但這就是犯罪鏈上的一環。不限制或直接參與顯而易見的惡行，就是“平庸之惡”。抵制或拒絕它，是件知易行難的事。對秉承“退一步海闊天空”處事原則的中國人，尤其困難。我們遇事，第一選擇往往是能忍則忍，息事寧人。可刀在心上，結果人人不痛快，個個被壓抑。早在1984年，就有人發問：“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這展示了某些人的種種自私懦弱之相，如今在我們身邊，依然不時閃現。

　　好在與30年前相比，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生氣”了。比如一位叫何奎的旅客，因火車票在車上不慎遺失，被工作人員攔在了出站口。出示身份證、購票短信，展示郵件，一切信息皆能證明他是購票乘車，但他仍被要求全額補票，理由是鐵路部門有規定。何奎在補票出站后，咽不下這口窩囊氣，一紙訴狀把鐵路部門告上法庭，贏回了自己的補票票款。

　　何奎選擇“不忍”，購票實名制和網絡支付為他提供了足夠的證據，利用法律，他成功討回公道。何奎代表“沉默的大多數”，向有關部門的不合理規定喊出“我不高興!”即便有關部門依然“嘴硬”不認錯，但這聲警示，他們定然不敢充耳不聞。

　　歷史的進程，有時候就是因小人物的“不高興”而改變。“她靜靜地坐在那兒，然后世界就為之改變。”1955年12月，一位黑人婦女厭煩了每天遭受不公平待遇，在美國蒙哥馬利市的公交車上拒絕為白人男子讓座，而她也因此被逮捕。幾天后，這位裁縫女工拒絕繳納罰款，在法庭上公開批判種族隔離制度。數千名黑人站出來聲援這位叫羅薩·帕克斯的女人，大家自發地拒乘公共汽車，直至一年后，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公共汽車上的種族隔離違憲。

　　帕克斯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在我們身邊，挑戰不公的人并不孤單。對包月流量月底清零的做法，手機上網用戶意見很大，多人多次將運營商告上法庭。官司雖然輸了，但運營商也不敢再胡掄“國際慣例”大棒，在推廣4G業務時，對流量采取了要么季度清零、要么年底清零的變通做法。

　　當小人物“討厭屈服”時，要求解決問題的訴求，往往就是推動文明發展、社會進步的驅動力。在完善法治建設的過程中，當更多的人有勇氣大聲說出“我不高興”時，或許，一個時代會由此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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