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清華大學演講：優秀博士如何養成(2)

　　所以，不要害怕負面結果，關鍵是如何從分析負面結果的過程中獲取正確的信息。

　　(三)

　　“一個人必須對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無論閱讀科研文獻還是聆聽學術講座，目的都是為了借鑒相關經驗，更好地服務于自己的科研課題。”

　　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耗費時間的完美主義阻礙創新進取。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導師，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科學家之一。他有極強的實驗判斷力和思維能力，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譽世界結構生物學界，31歲時即升任正教授。1996年4月，我剛到尼古拉實驗室不久，純化一個表達量相當高的蛋白Smad4。兩天下來，蛋白雖然純化了，但結果很不理想：得到的產量可能只有應該得到的20%左右。見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說：“產率很低，我計劃繼續優化蛋白的純化方法，提高產率。”他反問我：“你為什么想提高產率?已有的蛋白不夠你做初步的結晶實驗嗎?”我“回敬”道：“我有足夠的蛋白做結晶篩選，但我需要優化產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不客氣地打斷我：“不對。產率夠高了，你的時間比產率重要。請盡快開始結晶。”實踐證明了尼古拉建議的價值。我用僅有的幾毫克蛋白進行結晶試驗,很快意識到這個蛋白長度并不理想，需要通過蛋白質工程除去其N-端較柔性的幾十個氨基酸。事實上，除去N-端幾十個氨基酸的蛋白不僅表達量高，而且生化性質穩定，純化起來非常容易，根本不用擔心產率的問題。

　　在大刀闊斧進行創新實驗的初期階段，對每一步實驗的設計當然要盡量仔細。但一旦按計劃開始后，對其中間步驟的實驗結果則不必追求完美，而是應該義無反顧地把實驗一步步推到終點，看看可否得到大致與假設相符的總體結果。如果大體上相符，你才應該回過頭去仔細改進每一步的實驗設計。如果大體不符，而總體實驗設計和操作都沒有錯誤，那你的假設(或總體方向)很可能是有大問題的。

　　這個方法論在每一天的實驗中都會用到。從1998年開始自己的獨立實驗室到現在，我一直告誡所有學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科研文獻與學術講座的取舍

　　再來談談科研文獻(literature)與學術講座(seminar) 的取舍。尼古拉·帕瓦拉蒂奇博學多才，在我們許多博士后的心目中，他一定讀很多文章、常常去聽學術講座。沒想到，事實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

　　在我的博士生階段，我的導師杰里米·伯格非常重視相關科研文獻的閱讀，每周召開組內文獻討論會，討論重要的科研進展。剛到尼古拉實驗室時，我曾試圖表現一下自己讀文獻的功底，也想同時與尼古拉討論以得到他的“真傳”。1996年春季的一天，我精讀了一篇《自然》雜志的文章，午飯前遇到尼古拉時，我向他描述了這篇文章的精妙，同時期待著他的評述。尼古拉面色有點尷尬：“對不起，我還沒看過這篇文章。”當時我想，噢，也許這篇文章太新，他還沒有來得及讀。過了幾天，我閱讀了一篇幾個月前在《科學》上發表的研究文章，又去找尼古拉討論，沒想到他又說沒看過。幾次碰壁之后，我不解地問他：“你知識如此淵博，一定是廣泛閱讀了大量文獻，為什么恰好沒有讀我提到的這幾篇論文呢?”尼古拉看著我說：“我的閱讀并不廣泛。”我反問：“如果你不廣泛閱讀，你的科研成果怎么會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論文里引用這么多文獻?”尼古拉的回答讓我非常意外：“我只讀與我的研究興趣有直接關系的論文，并且只有在寫論文時我才會大量閱讀。”

　　我做博士后的單位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有很好的系列學術講座，常常會請來自生命科學各個領域的“大牛”演講。有一次，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來作講座,并且點名要與尼克拉交談。在絕大多數人看來，這可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機會。尼古拉卻告訴他的秘書：“請你替我轉達我的歉意，講座那天我恰好不在。”我們也為尼古拉感到遺憾。讓我萬萬想不到的是，諾貝爾獎得主演講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從早晨到傍晚一直沒有出門，自然也沒有去聽講座。當然，這也許是巧合——尼古拉取消了他的出行計劃。但以我們對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寫論文。后來，我們也意識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尼古拉身上已經見怪不怪了。

　　離開尼古拉實驗室前，我向他拋出了這個始終沒有完全解開的謎：“如果你不怎么讀文獻，又不怎么去聽講座，你怎么還能做一個如此出色的科學家?”他回答說，他的時間有限，每天只有10小時左右在實驗室。權衡利弊之后，他只能把有限的時間用在他認為最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解析結構、與學生討論課題或寫文章。

　　尼古拉的回答表述了一個簡單的道理：一個人必須對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無論閱讀科研文獻還是聆聽學術講座，目的都是為了借鑒相關經驗，更好地服務于自己的科研課題。

　　(四)

　　在博士生階段，尤其是前兩年，我認為必須花足夠的時間去聽各相關領域的學術講座并進行科研文獻的廣泛閱讀，打好批判性思維的基礎;但隨著科研課題的深入，選擇文獻閱讀和學術講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針對性，也要開始權衡時間的分配了。

　　挑戰傳統思維。從我懂事開始，就受到這樣的教育：凡事失敗都有其道理，應該找到失敗的原因后再重新開始嘗試。直到1996年，我在實驗上也遵循這一原則。但在尼古拉的實驗室，這一“基本原則”受到了有理有據的挑戰。

　　有一次，一個比較復雜的實驗失敗了。我很沮喪，準備花幾天時間多做一些對照實驗找到問題所在。沒想到尼古拉阻止了我，他皺著眉頭問我，為什么要搞明白實驗為何失敗?我覺得這個問題太沒道理，理直氣壯地回答：

　　“我得知道哪里錯了才能保證下一次可以成功。”尼古拉馬上評論說：“不需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實驗重復一遍，也許下次就可以做成。與其花大把時間搞清楚一個實驗為何失敗，不如先重復一遍。面對一個失敗了的復雜的一次性實驗，最好的辦法就是認認真真重新做一次。”后來，尼古拉又把他的這一觀點作了升華：“是否要弄清楚一個實驗為何失敗，這是一個哲學問題。厘清每一個小差錯的習慣性思維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仔細想想，這些話很有道理。并不是所有失敗的實驗都一定要找到原因，尤其是生命科學的實驗。因為實驗過程繁瑣復雜，大部分失敗是由簡單的操作錯誤引起的，可以仔細重新做一遍，這樣往往可以解決問題。只有那些關鍵的、不找到失敗原因就無法前行的實驗才需要刨根究源。

　　我選擇的這些例子多少有點 “極端”，但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起到震蕩大家思維的作用。其實，在我自己的實驗室里，這幾個例子早已經給所有學生反復講過多次了，而且每次講完之后，我都會告訴大家要打破迷信、懷疑成規，關鍵的關鍵是：跟著邏輯走!跟著邏輯走，這是我在實驗室里注定會重復強調的一句話，每天至少要對不同的學生講5遍以上。我自己每次與博士生討論課題也總是遵循嚴密的邏輯，用推理、排除法找到實驗的下一步解決方案。嚴密的邏輯，是批判性分析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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