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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鶯鶯和杜麗娘形象比較
崔鶯鶯，元代王實甫創作的雜劇《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中的女主人公。下面小編為大家帶來崔鶯鶯和杜麗娘形象比較，希望大家喜歡！
在我國古典戲劇文學中，有許多富有魅力的女子形象，崔鶯鶯和杜麗娘是其中比較光彩奪目的兩個。崔鶯鶯和杜麗娘分別是《西廂記》和《牡丹亭》中的主角,她們都出身于名門望族,從小就接受著嚴格正統的封建教育。她們通過自己對禮教的反叛，對愛情的追求，最終“有情的終成了眷屬”。由于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她們追求愛情、幸福的方式也各異。本文就此分析、比較了崔鶯鶯和杜麗娘在反抗禮教、追求自由的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異同，進而有助于我們了解兩位女子形象所產生的文化背景和時代意義。
一、崔鶯鶯、杜麗娘形象的相同點
1、出身教育
崔鶯鶯和杜麗娘一個是相府的小姐，一個是南安太守的女兒。同樣高貴的家庭出身，同樣的美麗多情，同樣有著高深的文藝修養。崔鶯鶯能詩善文，杜麗娘擅長丹青。但一個受到“治家嚴肅”的崔老夫人按照封建道德標準的嚴格管束，一個受到按照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要求嚴格訓練出來的官僚父親的嚴格管制，以致她們平時連閨房門都不能出。杜麗娘甚至在官衙里住了三年連后花園都沒有到過。她們就是這樣生活在有著森嚴的封建禮教的特殊家庭環境里。
2、反抗性格
《西廂記》在雜劇的第一本“月下聯吟”這一場，崔鶯鶯就向張生吟出了“蘭閨深寂寞，無計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的詩，表達了自己對眼前禮教拘束下空虛孤寂生活的不滿，且敢于把這種不滿傳達給隔壁那一位素昧平生的秀才，這是相當大膽的。何況她當時熱孝在身，又在佛門凈地，充分體現了鶯鶯大膽的叛逆性格。當老夫人苛求張生“掙揣一個狀元回來”時，崔鶯鶯卻把愛情看得高于一切，認為 “只為蝸角虛名，蠅頭微利，拆鴛鴦坐兩下里”不如“但得一個并頭蓮，煞強如狀元及第”。
《牡丹亭》中杜麗娘夢中與柳夢梅的結合是她美好的思想感情的熱烈迸發，也是她沖破封建道德的束縛，追求生活、追求解放，把心頭的壓抑和不滿變為叛逆行動的表現。她因情而病，因病而死，在陰間里找到了自己的“夢中情人”后才得以還魂復生。還魂后的杜麗娘叛逆性格繼續發展，她當面據理反駁父親，并最終爭得了皇帝的認可。
這樣兩個敢于違抗父母之命，無視封建禮教和道德觀念的典型女性形象便躍然紙上。
3、大團圓結局
《西廂記》和《牡丹亭》的女主人公都以“大團圓”的喜劇收尾，張生《榮歸》，“有情的都成了眷屬”；柳夢梅得中狀元，皇帝傳旨，杜寶認可女兒的婚事，合家終得團圓。這種“才子佳人”大團圓的模式反映了人們追求婚姻自由和向往愛情幸福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古代文學作品獎善懲惡的教化功能。
二、崔鶯鶯、杜麗娘形象的不同點
1、形象分析
《西廂記》中崔鶯鶯是一個嚴格的現實主義藝術形象。一方面她對于男女自由戀愛有一種本能的渴望，希望有人愛自己，自己也去愛別人，就其內心而言，她對張生的愛是很主動、大膽的，敢于突破禁區。另一方面，作為相國家的小姐，在“小梅香服侍得勤，老夫人拘系得緊”的情況下，她又時時顧及自己的身份，
有時顯得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優柔寡斷，需要紅娘從旁助一臂之力。因此，她有著“乖性兒”和“假意兒”。鶯鶯的內心是熱情而靈動的，但由于其出身及教養的影響，她豐富的內心世界都被外表的矜持和嫻靜所掩蓋。慣于虛假掩飾的鶯鶯，在張生出現之后，便常于不經意間，在“假”的背后透出那么點“真”來。而其“多抱怨”，正是其豐富感情的自然流露。對愛情的熱烈向往和與張生走近的愿望一次次落空，使她產生難以抑制的不滿和怨恨。這種不滿發泄的對象首當其沖的是在她身邊走動最多的紅娘：“但出閨門，影兒般不離身。”其次是對老夫人：“俺娘也好沒意思，這些時直恁般提防著人。”外表平靜的鶯鶯，內心卻揚著巨大的波瀾。用紅娘的話說：“對人前巧語花言，沒人處便想張生，背地里愁眉淚眼。”
《牡丹亭》杜麗娘是一個浪漫主義的藝術形象。一個敢于大膽追求愛情及幸福婚姻的勇敢女性。杜麗娘是杜寶唯一的女兒，父母對她的管教是嚴厲的，但對她的寵愛也是無以復加的，優裕平靜的生活養成了她的嬌癡柔順和單純中稍帶叛逆的個性。為了愛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充滿了強烈的反叛精神。不僅如此，復生以后的杜麗娘還一鼓作氣，讓自己的非法叛逆婚姻得到家長和社會的承認，應該說她性格中的反叛性更強。正因為她對愛情的執著追求，她終于復活了，在現實世界中找到了她夢中的情人。正如湯顯祖在《牡丹亭題詞》中說：“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
2、時代背景
《西廂記》產生的元代是一個“整個社會思想失去重心和平衡的混沌時代”。（彭茵《元代兩性文化探析》）元代初期，由于剛剛脫離奴隸社會形態，蒙古族統治者尚未確立嚴密的禮法制度。對中原文化不理解和持排斥態度的元蒙貴族又未能主動接受在中原占據統治地位幾千年的儒學思想體系。在對思想的鉗制和禁錮方面失于嚴密。朱元璋在總結元亡教訓時指出“耽于逸樂，循至滅亡，其失在于縱馳。”（朱元璋《典故紀聞》卷二）傳統綱常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昔全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紀為之大撓，誰復維持之者！”（劉因《翟節婦詩序》見《靜修先生文集》卷二）元代文化政策的相對寬松，為大量反映現實的作品的產生提供了可能。《西廂記》這樣為歷代統治者所禁毀的作品就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產生的，而且是“天下奪魁”。作品以嚴格的現實主義創作出崔鶯鶯這一生動的藝術形象，鶯鶯對張生的顧盼之情、“非禮”舉止和在追求愛情上表現出的大膽和顧慮頗為真實可信。作品中熱情歌頌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主題，以女主人公鶯鶯的選擇來對抗傳統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和門當戶對的封建門閥制。
《牡丹亭》創作的明代，統治者一開始就在總結前朝滅亡教訓的基礎上，加強了文化思想上的統治，用程朱理學規范知識分子的思想。“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以“維人心，扶世教” 。明代文網森嚴，屢屢興起文字獄，迫害那些心懷芥蒂的文人，使他們在創作中顧慮重重，免觸時忌，懼怕因文字而罹禍。明中后期經濟進一步發展繁榮，帶來社會意識的巨大變革。湯顯祖作為以“情”反“理”的信奉者、實踐者和傳播者，以《牡丹亭》擴大了“情”的影響。在《牡丹亭》題詞中道：“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宣揚“真情至性”，反對理學對人們身心的束縛。作品以濃郁的浪漫主義創作出了杜麗娘這一藝術形象，通過“夢境”與“冥界”的巧妙處理，使麗娘越出“現實與世間對她的人身與精神約束，成全一個無限自由的空間與境界”，（孫紹先《浪漫藝術裝點的“性夢”》從而大膽獲取美滿的愛情。這樣既逃脫了森嚴的道德檢查，又獲得了主流道德原則的原諒。作者在篇首題詞中又道：“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黃淑素《牡丹記評》中也道：“麗娘妙在死去三年，又得復生。后之人能死，不能生”。都指明了杜麗娘這一形象的現實意義。杜麗娘與束縛她的社會環境的矛盾，表現了“情”與“理”的尖銳對立。
3、個體生活環境差異
《西廂記》中崔鶯鶯隨同母親送父親亡靈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前進，來到河中府，寄宿在普救寺。而青年才子張生，因為官的父親早喪，母親也去世，變書劍飄零，游于四方，上京赴考路過河中府，順便瞻仰普救寺。這就為鶯鶯與張生的邂逅，一見鐘情，為相知相愛提供了適宜的環境。
《牡丹亭》中杜麗娘所處的環境更為令人窒息，她根本不能像崔鶯鶯那樣邂逅青年男子。她的父母嚴格要求女兒，“只合香閨坐，拈花剪朵”，“刺繡余閑，有架上圖書，可以寓目”，卻不許讀與婦德不相干的書，不許閑眠，不許游園，不許向人前輕一笑，連裙衩繡上雙雙飛鳥，也要加以警惕和防范。在他們想來，這都是對女兒真心實意的愛護，其實卻害了女兒。她的家庭，無形就是精神的牢籠。因此，杜麗娘的愛情只能靠自己的本能覺醒，在夢中去追尋，靠自己靈與肉的不懈追求，因而，她的反抗比崔鶯鶯更加主動、堅決、徹底，性格也更為堅強。
通過上面的分析，盡管崔鶯鶯和杜麗娘是不同時代的兩個女性形象，但他們都是中國藝苑里兩位光彩照人的女性叛逆形象。她們處于中古封建統治時期，深受禮教的束縛。她們都是年輕的女性，渴望性和欲，同時她們又都是貴族千金。因此，一切人的欲望對她們來說都是渺茫的，為了爭取自己的愛情，她們只得反抗。崔鶯鶯、杜麗娘二位貴族小姐作為叛逆的女性，一定會有其相同與差異的一面。
綜上可以看出，崔鶯鶯和杜麗娘的深刻意義在于對封建婚姻的批判和理想愛情的追求。讀崔鶯鶯，她的愛情是半推半就的古典式，也是現實中女性的反應，所以讓人可親。讀杜麗娘，她由愛而死，由死而生的愛情追求讓人心驚，畢竟是理想化的形象，雖然可愛，但離我們還是有距離的。她們的愛情雖然曲折，卻又以大團圓結尾，也迎合了人們的心理。通過對這兩位女子形象的分析比較，使我們對二者有了更為準確的把握和清晰的認識，對于兩部名著及產生名著的時代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從而增強了我們現代人對古典名著的濃厚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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