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的美國與中國

1991年，蘇聯解體結束了美蘇兩極的戰略均勢，國際體系的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美國自二戰后一直致力于構建資本主義的全球經濟和政治體系，冷戰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轉軌加速了這一全球體系的發展進程，軍事力量的不斷加強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全球化，使美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取得了全面的優勢，于是蘇聯解體形成的權力真空使尼克松時期一度出現的多極化趨勢演變成美國支配下的單極世界。地處遠東的東亞大國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逐漸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提高，被美國視為對其未來世界領導地位和在東亞地緣戰略利益的挑戰，美國從外交現實主義和地緣政治出發，對尚未納入其主導下的遠東國際秩序的新興強國必然要加以遏制。因此，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美國對中國的軍事侵擾和戰略包圍步步升級，中國的發展環境和國家安全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美國領導地位和"美利堅治下的和平"

    19世紀末，美國經濟開始崛起，當其向海外市場擴張以解決工業品過剩和原料不足時，面對的是已被瓜分殆盡的世界殖民地，要攫取殖民地，必然與列強和殖民地人民發生激烈沖突，美國認識到，與其建立代價高昂的殖民地統治，不如通過促進自由貿易和間接控制關鍵性的市場來謀求殖民利益1 。與此同時，海權學說的興起為美國向全世界擴張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提供了依據和動力，經過權衡與列強的實力對比，美國通過外交和軍事手段積極擴張海外利益：在拉美實行"門羅主義"，排斥歐洲列強的經濟勢力；接著，發動美西戰爭奪取波多黎各、關塔那摩（強租）、關島和菲律賓；最后，在列強勢力較大的中國鼓吹"門戶開放"政策，擠入列強的勢力范圍。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通過美西戰爭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躋身于列強的行列，由于沒有多少殖民地的包袱，美國遂得以將國家利益巧妙地糅合在其冠冕堂皇的外交宣言之中，盡管參加"巴黎和會"的威爾遜總統最初提出的"十四點"宣言，如廢除秘密外交、削減軍備、公正解決殖民地糾紛、以及戰后建立集體安全等，的確是基于威爾遜個人的理想主義信念，但當遭到日本和歐洲列強的強烈抵制后，為了自身的國家利益威爾遜仍然與后者達成了骯臟的交易。二戰的爆發徹底打破了歐洲的權力平衡，一貫依靠保持歐洲大陸力量均衡而維持獨尊地位的英國，在德國的猛烈打擊下幾乎難以支持，美國于是走出孤立主義，積極謀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領導權和解決戰后重大問題的主導權，并乘機挖英國的墻腳，排擠英國在世界范圍的殖民利益，變"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為"美利堅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2 。

     二戰樹立了美國的世界霸權和蘇聯在歐亞大陸的支配性力量優勢，由于歐亞大陸歷來是世界地緣政治斗爭的焦點，歐洲權力的失衡以及蘇聯在近東的勢力擴張，促使美國對蘇聯采取全面"遏制"的戰略，冷戰從此開始。在二戰后四十余年的冷戰中形成的美蘇戰略均勢，確立了戰后國際關系的兩極格局。蘇聯在列寧執政的后期，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封鎖包圍和世界革命形勢的復雜多變，外交政策目標迅速轉向擴張蘇聯的國家利益，此后，自斯大林時代開始，蘇聯則完全因襲了沙俄擴張主義的傳統，對被奴役國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支持始終從屬于對蘇聯國家利益的追求。因此，美蘇冷戰的實質是兩國國家利益的斗爭，意識形態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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