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惡法亦法

　　惡法亦法“的形式邏輯結構是”壞人也是人“，然而這不過是對論題望文生義的理解，沒有多大意義。”惡法亦法“與”惡法非法“之爭的真正意義在于：執法者是否應當執行惡法，守法者是否應當遵守惡法？

　　什么是惡法？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先解決什么是法？關于什么是法，古今中外的法學家可謂眾說紛紜、各有千秋，我國的理論認為，法是調節人們行為的規范、法由國家制定或認可、法規定了人們的權利、義務和權力、法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1].

　　所謂惡法，指的是邪惡的法律，并非不科學或有毛病的法律。首先應當將惡法之治與人治區分開來。惡法也是國家制定或認可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一條、一組、一部法律或整個法律制度。惡法必須表現為國家力求執行的規則，換句話說，惡法也要求在該法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沒有表現為規則的政策、指示、命令，或者制定給外國人看而并不打算嚴格執行的“法律”，例如某些國家反腐敗的法律，是不配稱為惡法的。其次還必須把惡法與不科學或有毛病的法律區別開來。一個人可能有許多毛病，可能很愚蠢，但并不見得是一個惡人。任何法律都有毛病，要求法律沒有毛病無異于放棄法治。

　　惡法亦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的 “守法即正義”的思想，他認為：服從法律可以感謝國家賜予的恩惠，有利于提高城邦成員的道德水平和正義意識，因而服從法律是公民的天職、責任和義務。并且他自己就以自己的行為履行了服從法律的義務，據柏拉圖《申辯篇》記載，蘇格拉底拒絕朋友們為他安排好的越獄計劃，可以逃走而不逃走。在生命的最后一個月的時間里，他視死如歸，最后平靜地飲下了毒酒，實踐了他的政治和法律信仰[2].真正提出“惡法亦法”這一論斷的人是分析法學派的奧斯丁，他嚴格區分了法律和道德，認為法理學的任務是研究法律，而不管它的道德上的善與惡[3] .

　　判斷一個法是善法還是惡法，存在兩大問題：（1）判斷的標準具有不確定性，該以什么作為判斷標準可以說是自古以來就是有爭議的問題。（2）判斷的主體是誰的問題，實質上，即誰有權作出這種判斷的問題。任何法都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有其產生、發展和變遷的原因和過程，也就是說，任何法，哪怕是惡法，都肯定保護了一些人的利益，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而且這些人多半是統治階級，掌握國家政權。這些人會愿意說這些所謂的“惡法”是惡法嗎？

　　關于判斷是否惡法的標準是什么？有人提出三個標準：（1）是否多數人意志的體現，（2）是否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3）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

　　我個人的看法，多數人的意志，多數人的利益均不能作為判斷是否惡法的標準，否則發生了世界性影響的古羅馬法就會被歸入惡法之列，因為它顯然沒有體現婦女、家子和奴隸的意志，也沒有保護這些人的平等權益。同時現代社會那些歧視少數民族的法律卻可能因為它們反映了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而被歸入良法之列。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同樣不能作為判斷法律良惡的標準，否則希特勒的告密法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壓迫法都成了良法，因為希特勒領導德國走出了經濟危機，古拉格群島則把本來是國家財政包袱的監獄變成了生產場所。以時代精神作為判斷法律良惡的標準，則可能導致把不科學的法律歸入惡法之列，使法律像流行服飾一樣朝令夕改。

　　判斷法律的良惡只能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當時當地人的一般道德觀念。凡當時當地的一般道德觀念認為是剝奪個人基本權利或者顯失公平的法律，就是惡法。這里所謂一般道德觀念是因時因地而不同的，例如奴隸制基礎上的羅馬法，按照現在的道德觀念不管它的立法技術有多么優越，都是惡法。但是在羅馬法生效的時間和地域中，卻不妨假設它是良法，因為當時當地的大多數婦女、家子和奴隸可能認為他們的無權是理所當然的，并沒有顯失公平到殘暴或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在目前世界政治、經濟和法律一體化已經大勢所趨的情況下，一般道德觀念的當地性仍應得到承認；其理論根據決不是什么“內政不容干涉”，而是“被統治者的同意”。正是“被統治者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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