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廿二史札記》看趙翼之考史方法論文

　　摘要:趙翼是清代著名的史學家，其史學地位的取得與《廿二史札記》密切相關。《廿二史札記》作為一部考史論史著作，其成功固與其以論為主的基調有關，但是也離不開各種考史方法的綜合運用。本文試對趙翼之考史方法作一分析，并簡單談一下其考史方法對近代史家治史的影響。

　　關鍵詞:趙翼;《廿二史札記》;考史方法

　　《廿二史札記》是趙翼在史學方面的代表作，“其書以議論為主，又專取各史本書，相互援證，不旁及他書，蓋不以考核見長。” 在考史過程中，趙翼廣泛使用歸納、比較、辯證法進行論證。

　　一、趙翼與《廿二史札記》

　　趙翼(1727—1814)，字耘松(亦作云崧)，號甌北，晚號三半老人，江蘇陽湖人，清代著名文學家、史學家。 其在史學方面的突出貢獻在于:在乾嘉考據學極盛之際，“不逐潮流，飄然世外，自樹一幟。”

　　趙翼在《小引》中指出:“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抵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于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 反映了該書的寫作目的、主要方法和內容。

　　該書剛問世時并不為學術界所重視，因為在乾嘉時期，整個學術界幾乎全部納入了考據的軌道。正如梁啟超所言:“夫無考證學則是無清學，故言清學必以此時為中堅。” 而且“趙翼為乾嘉時代極負盛名之詩人……其史名則遠為詩名所掩”。近代以來，《廿二史札記》不僅在國內日益受到重視，在西方漢學界亦很受推崇。“加拿大漢學家浦立本教授認為趙氏致力于克服中國史學之傳統缺陷，能觸及使近代史家真正感興趣之問題，能超越孤證之繁瑣事實之上以觀察，自其中歸納出社會史與制度史發展趨勢之通則。”

　　《廿二史考異》為學界重視，與“趙書每史先敘其著述沿革，評其得失，時亦校勘其抵牾，而大半論‘古今風會之遇變政事之屢更，更有關于治亂興衰之故者’” 密切相關。

　　二、趙翼之考史方法

　　(一)歸納法

　　歸納法是通過排比大量同類性質的史料，以得出普遍性認識。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大量運用歸納法。如考證“明祖行事多仿漢高” [ ，他首先提出“明祖以布衣起事，與漢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漢高事陳說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漢高在胸，而行事多仿之。”然后提出初起兵時李善長對明祖的進言:“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業。公濠產，距沛不遠，法漢高所為，天下不足定也。”根據《孔克仁傳》“(明祖)謂克仁曰:‘秦政暴虐，漢高以寬大馭群雄，遂有天下……’是以帝一起事即以漢祖為法”。進而從定都、征伐、徙民、分藩、賜爵、誅戮功臣等方面分析，可知明祖行事確是多仿漢高。

　　用歸納法可排比出各時代的重大歷史事件，象《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兩漢外戚之禍》、《九品中正》、《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唐代宦官之禍》等條，都反映了各個時代的時代特點和社會特征，以論述歷代政治利弊與興衰得失。

　　(二)比較法。

　　趙翼還大量采用比較法來考察史書優劣，如以陳壽《三國志》和范曄《后漢書》相比較考證東漢末年歷史。在“后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中，他先指出“《后漢書》與《三國志》，論時代則后漢在前，而作史則《三國志》先成且百余年也。”接著指出陳壽和范曄修史書法不同，“雖陳壽修書于晉，不能無所諱，蔚宗修書于宋，已隔兩朝，可以據事直書，固其所值之時不同”，然后指出“今兩相比較，繁簡互有不同。”進而以《袁紹傳》、《劉表傳》、《董卓傳》、《陶潛傳》等為例指出“事跡有彼此不同”。

　　趙翼考證歷史，更多側重于社會治亂興衰的內容。如他比較歷代宦官之害，并指出其差別:“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閹寺，先害國而及于民;東漢則先害民而及于國。” 進而又比較了這三個皇朝中朝臣與宦官勢力消長情況。通過這樣的比較考證，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到漢、唐、明三代歷史的不同特點。

　　(三)辯證法。

　　辯證法可以用來對前人的歷史文獻或研究成果加以糾謬、考信與求真，對歷史著作或歷史人物作一分為二的考證。如對《元史》的考證，《元史》是公認修得比較差的一部正史，在《廿二史札記》中，從《元史自相歧互處》、《元史回護處》、《元史人名不畫一》等條目可看出元史確實存在許多的錯誤和不足，但是趙翼卻對其列傳詳記年月的作法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其作法“雖近于記功簿籍，如李孟所謂謄寫史牘者。然記事詳贍，使后世有所考，究屬史裁之正，故不必以文筆馳騁見長。”

　　在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考證上趙翼也是一分為二看待的。如他本人雖然對歷代宦官禍國殃民深惡痛絕，但通過客觀考證事實發現其中不乏賢者，在“宦官亦有賢者”中，他就指出“后漢宦官之貪惡橫肆，故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間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殺也。”接著又列出鄭眾、蔡倫、孫程、王康等宦官為后漢所作貢獻，認為“此皆漢宦官之賢者，可與北魏之仇洛齊、王琚、趙黑、北齊之田敬宣，唐之俱文珍、張承業，明之覃吉、王承恩并觀也。”

　　上述考史方法是考史的基本方法，在實踐中往往是幾種考史方法結合使用，因為單用一種方法，有時不一定能做出結論，即使做出結論，也不一定可靠。遇到比較復雜的情況，就必須與其他方法參互運用，才能準確地做出判斷。

　　趙翼上述考史方法的運用，不僅為《廿二史札記》的成功奠定了基礎，而且對近代史家治史亦產生重要影響。

　　三、趙翼考史方法之影響

　　趙翼所使用的考史方法對近代史學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趙氏治史，與近代史學方法，大半吻合。”

　　歸納法比較符合近代科學考證方法，容易接近歷史的真實。如陳垣就深受歸納法之影響，“他運用近代科學方法整理文獻，并歸納出文獻工作的法則。如他所總結的‘校勘四法’，提出了校勘學的系統理論。”

　　比較法是近代史家常用的史學方法，如傅斯年就指出:“假如有人問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

　　參考文獻:

　　[1]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附錄二《李慈銘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887~888頁.

　　[2]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71頁.

　　[3]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廿二史札記小引》，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頁.

　　[4]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頁.

　　[5]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70頁.

　　[6]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頁.

　　[7]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廿二史札記》(卷32)，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37頁.

　　[8]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廿二史札記》(卷6)，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19~121頁.

　　[9]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廿二史札記》(卷5)，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10~112頁.

　　[10]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廿二史札記》(卷29)，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58~659頁.

　　[11]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廿二史札記》(卷5)，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14~115頁.

　　[12] 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72頁.

　　[13]吳澤:《陳垣史學論述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4頁.

　　[14]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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