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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論視域下的優生學如何接受倫理的考量論文
摘要：通過列舉和分析學者對優生學有力的倫理批評，即優生學之“優”的價值問題以及優生學中群體與個體關系的問題，回歸優生學的理論基礎即進化論，揭開優生學本來的面目，認為優生學很大程度上被歷史上的優生運動所黑化，假使優生學堅持尊重原則，堅持個體的主體地位和價值，優生學便可以接受倫理的考量。
優生觀念自古有之，但直到19世紀末期，優生學才由英國科學家高爾頓提出。然而二戰時期德國納粹打著優生的旗號，對猶太人進行殘酷的屠殺，此后人們雖不至于談優生學色變，但在大多數人甚至很多學者心中，優生學根本經不起倫理的考量，事實是否如此呢？
一、對優生學的幾種批評
1.優生學以何為“優”
優生學之“優”，除了優生學目標“優”的含義以外，即它有一個高的理想，它是基于一個遠大的目標而成立的，還指在踐行優生學的理念時所定的“優”的標準，優生學的手段是使優等者多生育，使劣等者減少生育甚至禁止生育，那么其間到底是根據什么標準來確定優等者和劣等者呢？阿爾貝·雅卡爾認為，“所有改良人類的計劃，無論明示與否，都以創造智力超群的生命為目標。所有人都認為智力是人的最根本素質。”[1]以智力高低作為優生學“優”的標準，還蘊含著一層深意，就是強調基因對智力的決定性作用，智力高的人是因為基因好，他們得多生育。然而雅卡爾通過科學實驗證明基因其實難以直接影響智力，同時倡導多樣性，倡導人類熱愛差異，以批駁優生學之“優”的標準。潘先生也表達過類似的疑慮：“公民價值與優秀程度之預先確定，是很可能的。我們真能拋開了貧富貴賤種種階級，卻根據遺傳學及行為學，來確定一人一家之優秀程度，我們手頭的問題，便已解決過半了。”[2]163潘先生肯定建立標準的重要性，也意識到建立標準難度之大。
對優生學“優”的批判和懷疑，是對其價值的批判和懷疑，同時也是對人的價值的反思。孫本文在與潘光旦關于優生學的論辯中提出了孫先生認為的優生學說的四個基本錯誤，即“誤以人與動物同等看待；誤以文化影響為生物特性；誤以智力測驗法為足以辨別先天優劣；誤以財富和勢力作為判斷能力優劣的標準。”[3]從孫先生的批評中我們不難看出，孫先生充分地肯定了人的主體價值地位，為此與潘先生展開了關于優生學的激烈辯論，這無疑將啟發后人對優生學的反思以及對人的價值的反思。
2.優生學中的群己矛盾
盡管優生學的愿望是極其美好的，但無論是積極優生學，還是消極優生學，他們的主張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對人類個體權利的侵害。比如鼓勵促進優秀個體的生育，假使他們并不希望進行生育，如今確實出現所謂“丁克”一族，他們大多數也是公眾眼里的優秀個體或家庭，雖然個體有無生育權利學界尚有爭議，但是違背個體意愿的強制手段肯定是對個體權利的一種傷害。
消極優生學可能出現的群己矛盾則更為明顯，我國的優生學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相對中和一些。比如我國《婚姻法》第七條規定兩種情況不允許結婚：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反觀國外的一些優生運動，確實符合消極之名，比如美國19世紀末的優生運動，他們列舉出了十條殘弱類型諸如低能、酗酒等，對符合任一類型的人施行人工絕育的手術以使其生育禁絕。
除了對個體利益與群體利益難以平衡的批評以外，優生學中規定的劣等者常常也是生活中的弱勢群體，優生學易引發社會對弱勢群體的冷漠和歧視也常常是學者批判優生學的另一著眼點。
二、優生學的倫理考量
1.優生學的價值考量
學界對優生學“優”的標準的批評是中肯到位的，“優”的標準應該是多元的。如若優生學以智力或者說以好的基因作為“優”的標準其實是陷入了基因決定論中，這無疑忽視了人的主體地位和內在價值。然而，優生學的本來面目確真如此嗎？
高爾頓創建優生學是基于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19世紀中后期的科學發展并沒有像現在的科學，無論是理論或是設備都較粗糙，對很多現象、規律的解釋和認識都相對淺顯，比如對基因的認識。那么其實高爾頓當初提出的優生學中“優”的概念應該并不是那么明晰的，它的標準并非單一。他雖然對優生學進行了正的與負的區分，但無論是積極優生學甚或消極優生學都是充滿人文關懷的。在高爾頓的著作《遺傳的天才》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希望通過這本書展示一個人的自然能力的獲得是通過遺傳，其他的一些生理特征也是。”①在這本奠定高爾頓優生學思想的著作中，他更多地是在強調遺傳的作用力和影響力。然而，在高爾頓的學說中確實存在對優生學批評所言的錯誤，就是以人類的智力作為“優”的標準。比如他提議智力測驗得分高的人應該得到財政的支持，鼓勵他們結婚生孩子。關于這一點錯誤，是后來優生學說應該正視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應該是一個為人類謀福利的學說不能忽視的問題。
反觀影響高爾頓優生學的理論基礎，達爾文進化論中并沒有表達進化有優劣之分的思想。同時也不難看出達爾文對物種差異性包容式的理解與接納。達爾文在其《人類的由來》中論證人類形狀與動物形狀有相似性和連續性，人類的出現是自然選擇的產物，其他生物也一樣：“人類在身心兩方面的變異性--遺傳--變異性的起因--無論人類或低等動物，變異的法則是一樣的--生活條件的直接作用--對身體各部分使用得越多或越少的影響……”[4]同樣的理念在其《物種起源》中也隨處可見：“我認為個體差異，雖然不為分類學者所重視，而對于我們卻非常重要，正因為這種差異是走向輕微變種的最初的步驟……”“自然選擇的作用，僅在于保存和積累每一個對生物有利的微小的遺傳變異……”[5]筆者認為，達爾文進化論中的進化有高低之分，但是高低之分并非優劣之分。生物體有高級低級是基于一個客觀的標準，比如新陳代謝能力的強弱。達爾文更多地在強調事實狀態的自然選擇和生物體的遺傳規律。
那么，優生學的本來面目并非不能夠經受價值的考量。
2.優生學的義務論考量
筆者認為，以上對優生學中的群己矛盾的批評本質上是站在義務論的角度，以義務論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優生學。縱然優生學有一個良好的意愿或者愿望，但是在踐行優生學、貫徹優生學理念的同時，無論是否采取強制措施，似乎必定會侵犯個人的權利，與個體的利益不相一致，最起碼存在違背個體意志的可能，以致優生學難逃將個體的人當成提升全人類品質的工具之嫌疑。如此看來，優生學便絕無反駁此類批評的可能了。
然而，優生學作為一門實踐性的學科，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在義務論的原則基礎上適當退讓。在優生學的兩種分類中，積極優生學是鼓勵“優”者生育，讓遺傳特性符合期望的個體盡可能地多生育后代。這里面臨的問題是假使“優”者或者說遺傳特性符合期望的個體并沒有多生育甚至完全沒有生育的想法，那優生學的理念便與其意愿發生沖突。倘若積極優生學在理論的最初便與潛在的優生個體“定約”，在充分尊重“優”者或者說遺傳特性符合期望的個體意愿的前提下，鼓勵他們生育、多多生育，即便他們不想生育或不生育，依然不通過道德的、行政的壓力迫使其違背自己的意愿來充當提升人種質量的工具，那么潛在的問題便消解掉了。
而消極優生學面臨的問題，看似無解，如果退一步進行大膽的假設和分析，也并非不能經受住倫理的考量。作為優生工作的重點部分，消極優生學主要研究如何防止或減少遺傳病及先天性畸形兒的出生，切斷不良素質的傳播，意圖通過預防遺傳疾病和劣性素質的蔓延，以達到提高人口身體素質的目的。我們仍然需要首先與個體“定約”，對一些目前醫學科技難以治愈甚至無法治愈的遺傳病患者采取的措施絕對不能是強制的，而應該是緩和的、中和的，在肯定個體的權利、利益和主體地位的前提下踐行消極優生學的理念。第一步，如果能通過科學理論的介紹和普及讓患者主動意識到自身的缺憾，將優生學的踐行主體落實給個體，讓患者主動放棄生育，鼓勵和幫助患者在其他方面延續自己的生命實現自身的價值。如果第一步成功，那么消極優生學的問題便可以通過賦予患者主體性被消解掉了。若第一步不成功，在患者充分認識到自身缺憾之后，依然堅持生育，筆者認為，我們需要采取一些強制措施。
以我國《婚姻法》禁止結婚的兩條原則為例，雖然禁止結婚并不等于禁止生育，但是它對生育確實可以起到極大的影響。近親結婚的危害在國家的生理衛生知識的普及下，很多人都已經有所了解，它不僅導致死胎率、流產率、新生兒及嬰幼兒死亡率提高，同時胎兒先天性殘障的概率也很高。那么他們是難以對社會產生貢獻的，同時這樣的結局看上去并沒有一些積極的意義，相對于損害個體權益來說，筆者認為采取強制手段使不適合生育者生育、損害個體權利是小惡，而“生下來”反而是大惡，大惡與小惡之間，我們應該選擇小惡。假使這第二步的強制措施失敗，那么我們對待不適合生育者及其后代依然要從第一步再開始。
通過以上分析，重新定義的優生學似乎已經不能稱其為優生學，而退讓之后的假設似乎也遠離了義務論的范疇，筆者意在以義務論為基礎對優生學進行恰當的倫理考量，使得優生學能夠中和個體的利益和群體的利益，使其切實有益于人類的未來，那么在學理上做一些退讓也許可以理解。
三、結語
從對優生學的批評中，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優生學的批判者還是倡導者，他們都懷著提升人類品質的熱情，肯定人的內在價值和主體地位。但是優生學要經受住倫理的考量，務必要堅持尊重原則，讓個人成為優生學的踐行主體，真正把人的價值和主體地位放在前面，這樣優生學的美好愿景才有被和諧實現的可能。
參考文獻：
[1][法]阿爾貝·雅卡爾.差異的頌歌[M].王大智，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2]陳永生.中國近代節制生育史要[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3.
[3]孫本文.孫本文文集：第3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4][英]達爾文.人類的由來：上冊[M].潘光旦，胡壽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5][英]達爾文.物種起源[M].謝蘊貞，譯.北京：中華書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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